新刊 | 谢一峰：南宋史学的三重阴影
编者按
在南宋，无论是皇权直接干预下的文献篡改，还是著史者的自我压抑，抑或皇权阴影下变味的道学历史记述传统，都遮蔽在历史厚厚的“严妆”之下。谢一峰的文章借着美国宋史学家蔡涵墨的“文本考古”和解析，将“南宋史学的三重阴影”和阴影下思想观念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带到“阳光之下”。
南宋史学的三重阴影
文 | 谢一峰
（《读书》2017年9期新刊）人们常说，“历史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俏皮话的创始者，后来被冯友兰等人归到胡适头上（按：胡适的原文为“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载《实验主义》，《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而在近百年后的美国宋史学家蔡涵墨这里，他却用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词——“严妆”，来形容宋代史书对于当朝历史的塑造，将其比作一位高雅的贵妇，在无数的盛装打扮中以不同的装束和面貌出现（参见《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二〇一六年版，序 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第1版，2016）
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如何看清楚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正是此书试图研究的主题。而在笔者看来，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却非如 “古史辨 ”派一般剥开层层叠叠的 “严妆 ”，看到历史的真容；而是在 “文本考古 ”的过程中，解析和理解这些 “严妆 ”本身的意涵和价值。概言之，便是这些 “严妆 ”本身同 “化妆者 ”的权力、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关联。正如葛兆光在讨论思想史的 “写法 ”时所言： “首先，写法的背后即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拥有权力的支持；其次，写法的改变，意味着秩序、观念、视角、视野的改变；再次，写法的变化，就是思想史的变化，或者用福柯的理论术语说，就是 ‘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变化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142页）而在作者序言的自陈中，他也一再强调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对于真正能够被证明的 “事实”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并将这些事后的形象理解为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令其欢欣鼓舞的是，宋代史料较之前代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官方同非官方史书间广泛存在的张力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为“文本考古 ”提供了丰富而可资比较的 “地层”。在我们跟随作者的如飞走笔，揭下这层层的 “严妆 ”之际，也渐渐体悟到了南宋史学 “严妆 ”之下的三重阴影。
一
第一重阴影，是皇帝和权相凭借手中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在该书 “秦桧研究 ”系列《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一文中，蔡涵墨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南宋前期 “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 ‘中兴 ’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 ”（30页）。而在具体的例证方面，作者则举了南宋新设之秘书省的例子。“在他巡视新秘书省的两天以后，高宗注意到秘书省中实际的藏书量很少，应该从事重建库藏的工作。……朝廷利用这一机会强化了对书籍印制的监控手段，强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标准，以强调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36页）以上缴副本的形式，皇帝通过秘书省在法定层面实现了对于书籍出版的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干预和控制。然而，与宋廷对于江南腹心地区书籍出版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绍兴政令’似乎对四川和福建的主要出版中心没有约束的作用，这无疑是由于这些地域远离都城的缘故”（39—40页）。而在更深层次原因的发掘方面，余蔚在《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北宋疆域内综合政治区的 “圈层式 ”结构和南宋的 “分块式 ”结构，则为我们从中央控制力和集权程度的维度理解这种地域分殊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分析框架。而据笔者之见：南宋朝廷对于出版事业的严密监控，即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 “分块式 ”的结构原则，更多集中于其直接控制力较强的江浙地区；而对远离都城的四川、福建则控制相对有限，体现出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传为刘松年作的《中兴四将图》卷。画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全身立像
在权相对于历史书写的干预和影响方面，秦桧的例子也是非常典型的。秦氏对官方历史记录的破坏，造成了一种文献的真空，也使后来有关其历史神话的创造成为可能。根据刘子健的说法，秦桧“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97页）。由此可见，南宋初年的舆论控制和文献篡改，除却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外局势之外，也与权相秦桧个人的政治考量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氏此番欲盖弥彰的掩饰和操之过急的迫害，在其去世和高宗“内禅”之后，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反向塑造的历史力量。从对其本人的记载和塑造来看，成书于南宋初年的《中兴小历》“对于秦桧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在总体上对秦倡导的和平政策抱有同情”（19页）；而在元代编成的《宋史·奸臣传》中，秦桧作为这一邪恶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为解释宋王朝失败的主要方面提供了框架，使其最终看上去比他同时代的诋毁者所敢于设想的还要坏。从这一点上而论，如果说高宗所塑造的“中兴”叙述所涂抹的“严妆”，较为成功地影响了历史的书写和评价的话，秦桧的努力则很快付诸东流，最终走向了其预想结果的反面——成为一无是处的“脸谱化反面人物”。据此而论，在这第一重的阴影之中，皇权与相权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又从其相似的处理方式和截然不同的命运来看，政权合法性同皇权合法性的紧密联系，则超越了一代权相所能影响的时间范围，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与重构起到了更为深彻而持久的作用。
二
如果说上文中讨论的第一重阴影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和影响力的话，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第二重阴影则是来自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对于这一问题，王汎森曾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 “自我压抑 ”的现象》一文中有过颇为深刻的讨论。在他看来：“清代 ‘文字狱 ’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345页）然正如王文中所言，“‘文字狱’恐怕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事，而自我压抑也一样发生在所有的时代，即使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也有种种自我压抑或回避的现象”（《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34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压抑的情况，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至有文彦博所谓 “与士大夫治天下 ”之说的宋代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在南宋之后，专制君权的空前膨胀与君主政体堕入 “独裁模式 ”的趋势（参见虞云国：《从陈桥到厓山》，九州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120页），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北宋，尤其是真宗、仁宗时期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士人的言论自由度，也似乎随着宋廷从 “八尺大床 ”到“三尺行军床 ”的疆域（这一说法，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二〇〇二年版，1页）缩减，最终酿成了南宋初年陈东和欧阳澈二人因言见戮的悲剧和宁宗时期株连更广、影响更深的庆元党禁。
宋宁宗画像。宁宗即位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赵、韩两派斗争激烈。宰相赵汝愚倡导理学，引荐朱熹，企图阻止韩侂胄参政。宁宗罢免了赵汝愚，韩党专权。又定理学为伪学，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从公元1195开始的禁伪学前后历时6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蔡书中第一个例子，是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作为在书名和体例方面承续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史学著作，陈均在具体的写法上，却并未完全尊奉朱熹之法。正如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所言：“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陈均的《备要》作为当朝史叙述，显然不能够如朱文正公一般，在《纲目》中自由褒贬，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包含了诸多自我压抑的成分。尤为有趣的一个细节是：该书一二三五年进呈本书名中对于“纲目”二字的挖改，还引出了一段关于此书原名的公案。据陆心源的推测，此处是以较小的活字“举要”以代“纲目”。随着时间流逝，替换用的小型活字从书板脱落，留下上海图书馆本的两字空白（参见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三，广文书局一九六八年版，7a-8b页）。而在蔡涵墨看来：“陈均本人并不愿自己的著作被视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如陆心源之见，陈均的不情愿可能来自自身真诚的谦卑或不安全感，又或二者皆有。陈均也有可能畏惧己作广泛传播的政治后果。简言之，陈均担忧，由于据说朱熹在‘纲’嵌入政治评论，倘若其著作依纲目体设计，且宣传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读者将在陈均的‘纲’之中找寻相似的政治批判观点。因为陈均的著作涵盖宋史，任何能被察觉的评论都将是针对当朝的评论，乃至被渲染为欺君犯上，更不消说是出自陈均这样的非官方学者了。”（320—321页）据此而论，陈均的明哲保身和前文中讨论的宋代书籍审查制度，很可能是造成此处挖改的内外原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日本昭和十一年(1922)静嘉堂影印本）
第二个例子，则是蔡书中对于《宋史·蔡京传》之文本生成史的梳理（即其《〈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一文）。在此文中，《蔡京传》被分隔为二十二个不连续的段落分别加以考察。蔡氏还在尽可能全面搜集现存相关史料的前提下，将这一文本与《东都事略》《邵氏闻见录》《宋会要》《朱子语类》等平行文本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对读。而在对《东都事略》中的相关文字进行分析之时，蔡涵墨敏锐地提出了其删减和增补李焘原始记述和《宋史 ·蔡京传》删改《东都事略》文字的共同目的：“增强蔡京作为奸邪政府中唯一罪人的形象。”（192页）如李焘对《张汤传》的引喻，便在原始文本中体现出蔡京与徽宗两人共享了一种微妙的、共生的关系，正如张汤与汉武帝。 ……在李焘的记载中，蔡京鼓励徽宗自身固有的奢靡倾向；而《东都事略》则略去作为徽宗主动者的角色，将蔡京自身的贪婪作为主因。前者中蔡京鼓励徽宗自富，后者却是蔡京自肥。据此推论，王称《东都事略》删去徽宗的作用，最可能是因为对官方历史编纂来说，即使是在十二世纪晚期，影射批评徽宗也是有问题的。综上来看，通过一系列对于历史事实的选择性叙述和重构，徽宗和蔡京间本来 “同声共气 ”的微妙共生关系被史家们巧妙地切割开来。北宋覆亡的责任也由此一股脑儿地推给了蔡京等辈，而使徽宗和南北宋间政权的合法性延续获得了拯救。而在洪迈所编的《钦宗日历》中，由于太上皇高宗健在，他也颇为主动地隐瞒了很多北宋晚期历史的细节，特别是徽宗对于北宋灭亡的责任。而需注意的是，比洪迈和王称略早的李焘，却似乎并未出现此类明显的自我压抑现象。据此而论，此类改写中体现的宋代历史书写中的自我压抑，似乎仍是撰者个人的选择，而与王汎森笔下清代如毛细管般弥漫于作者、刊者、读者中极为广泛而普遍的自我压抑现象，不可同日而语。
三
再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第三重阴影，是蔡书副题中所谓 “理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这一颇具道德主义色彩之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体现出一种既非外在强制，亦非内在自我压抑的第三种冀图重构历史叙述的动力。
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蔡书在《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一文中强调的两种宋代史学传统。大体而言，第一种史学传统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奠定的。南宋史家李焘、李心传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以编年体的体裁和巨大的体量，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宋史最值得信赖的基本史料。然而，南宋中后期以来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所开创的《纲目》传统，则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南宋时期的史学版图。较为适当的体量、清晰易明的线索和纲举目张的体例，为此类《纲目》体史书在流行程度和对士人群体的影响力方面超过司马光和二李等人的著作提供了可能。而在蔡涵墨看来，“现存的《宋史》包含了两种理论上互相对抗的宋代历史观点。……两种对抗的观点的存在，解释了为何《宋史》对同一件事常呈现出不同的说法 ”（265页）。“在《通鉴》传统中，历史教训是从史料的编排中不证自明地出现的。另一方面，《纲目》传统则选择了作为‘纲’的事件，以体现预先设定的道德价值观。编者接着抹去构成‘目’的文本中提示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来源的痕迹。在读者可见的范围之外，作者可以随意改动、忽略或编辑他的史料来源以符合道学意识形态的考虑。”（267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清覆元刊本）
而在同书《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一文中，蔡氏则在充分考虑编年体和纲目体正文、注释来源和功能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抽象为 “记录型史学 ”和“教学型史学”两种韦伯式的理想型。在笔者看来，这种两线对抗式发展的论述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较为清晰地认识南宋史学的基本面向，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的道德诉求。尽管蔡涵墨在稍后的论述中自陈其并未忽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为皇帝经筵的教材读物所具有的作用，但其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史料编排之主观性和目的性方面的认识，则仍有不足。
在此方面，我们可举姜鹏曾予以详细讨论的《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载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204—222页）为证。在此文中，姜鹏详细解析了《资治通鉴》中有关唐太宗开边和康国内附等事件的相关记载和编排次序。根据姜氏的说法：“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建立的整体性政治思想，而使历史变得平庸。”（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204页）据此而论，编年体史书并非仅仅是时间序列的自然展开；在通过时间显现前后事件之因果关系的历史书写中，也并非没有史家的主观建构。而在辛德勇看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其政治目的，更是出现了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参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版，2页）。根据他的解析，武帝晚年所谓 “守文 ”的转向，可能是被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建构出来的；而其背后所包含的道德诉求，则与姜鹏的说法相应，同司马光本人的道德主张和思想语境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依此而论，蔡涵墨将宋代史学分为“记录型史学”和“教学型史学”的做法，虽然有其认识上的合理性和处理上的便利性，却在此二元化的论述中出现了某种化约论的倾向——简化了我们对于南宋史学的认识和理解。道学阴影下所谓“教学型史学 ”的兴起和发展，绝非与 “记录型史学”平行的两线；蔡氏所论同一类型中所包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至其名与实、体例与诉求间的张力，也尤其值得注意。二者虽表现形式不同、侧重之点各异，却都受到了当时政治、思想、文化语境的深层浸染，而与宋代士人之历史观念和道德观念相系。
实际上，这重道学阴影对于宋代史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地体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身上。这位活跃于蜀地，接续司马光、李焘以降《通鉴》长编体例的史家，却在其身后留下了一部“向道学靠拢”的著作——《道命录》。令人疑惑的是，李心传在传世《道命录》中显示出的对道学的全心拥护，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道学运动秉持的刻意矜持与学术超然显然并不一致（345页）。通过蔡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一文的分析，得出了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传世本《道命录》体现了元人对李心传原著的大幅改编、扩充。第二，借由文本比较分析，可以移除元人的层累，恢复李心传原著的大部分设计与文本。第三，经此重建的原本《道命录》所传达的道学观，与李心传其他传世著作的观点一致。第四，原本《道命录》蕴含的李心传的道学观，相当有助于理解理宗时代，为建构与道学在政治上新近被认可相适应的道学史所产生的冲突。”（346—347页）
李心传：《道命录》十卷（民国古书流通处据清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影印）
借由 “文本考古 ”的方式，蔡氏通过一系列极为精细的考证和分析，很好地剥离了元代程荣秀改编后的十卷本《道命录》中所进行的增补和建构。在程氏的时代，道学已经获得了官学的身份，成为构成儒家政治正统之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而据蔡书的解析，李心传撰作《道命录》的本意，则是为了强调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以降一系列执政者对于道学的危害，从而诱使读者将这一序列自然而然地延展至史嵩之，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道学的政治际遇在南宋中后期持续上升，终在独相史嵩之的主导下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如此一来，理宗朝后道学的发展，便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李氏道学书写中的旧有预设——即理学派对于权相的反抗而非结合。
在李心传看来，道学与独裁应是不能相容的；然而，十三世纪三十年代的诸多事件不仅未能验证其这一推测，更是导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专制者攫取的权力越大，就越支持道学。从这一点上而论，道学在摆脱 “伪学 ”命运，影响历史论述的同时，也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让渡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方式，与皇权间建立了某种共生性的关系，成为 “皇权阴影 ”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为令人感慨的是：程荣秀等后期道学理想的拥护者，也终于在这种新的共生关系下，将李心传的《道命录》淹没于官方化道学本身的阴影之下。这一悲剧性的悖论，不仅使《道命录》在出版前就已过时，也注定了其后世被修改和埋没的命运。其所包含的 “吊诡式悲剧 ”，一直影响至明清时代，成为道学命运的“千年之谶”。
应该说，蔡涵墨在《历史的严妆》一书中所进行的 “文本考古 ”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研究并非只是 “有破无立 ”的否定和解构，而是在对文本（text）不同 “地层 ”和与之相关的复杂语境（context）进行深入解析基础之上 “有破有立 ”的分析和重构。其所揭南宋史学 “严妆”之下的阴影，既包含了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也揭示出著史者内在的自我压抑和理学影响下道德主义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南宋史学的转折，正是此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令人玩味的是：皇帝、权相等外在权力的阴影虽然在国家强制力的裹挟下 “气势汹汹 ”，显得异常强大，却并不似著史者的自我压抑和理学的道德主义阴影一般，“细水长流 ”却“绵延不绝 ”，直到清代考据史学兴起和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 “新史学 ”之时，才再次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嬗变。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作于复旦大学，七月十三日改定于湖南大学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蔡涵墨著，中华书局二〇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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